“超九成受訪者希望健康碼在后疫情時代發揮更重要的作用，尤其是在衛生健康、城市治理、交通出行和文旅娛樂領域”。

疫情之后，我們是否仍然需要健康碼？這兩天，不少人應該看到了這樣一份調查。但這份調查的結論，和人們的實際反應卻截然不同，連胡錫進也忍不住發文表示，對調查的科學和準確性表示懷疑。

首先要澄清一下，確實有過一份這樣的調查，但它不是最新的，而是2020年7月左右公開發布的，這次只不過是被重新翻出來了而已。

所以真正值得討論的地方是，同樣一份調查，為何在兩年后激起了更強烈的輿論反應？為何被很多網友嗤之以鼻？

這兩年來，健康碼作為一種數字化的防疫工具，在幾乎全覆蓋的同時，不斷升級，成為我們日常生活、出行的一個標配，進出場所，查驗核酸，出差旅行等等，大量的場景都得用上。

在疫情防控方面，健康碼無疑起到了極大的作用。但也必須承認，它是特殊時期的一種特殊管理工具。就像新冠肺炎一樣，是乙類傳染病，但參照甲類進行特殊管理。

兩年前展開調查時，國內疫情一度得到了良好的控制，對健康碼預期向好，本質上是因為對發展預期向好。隨著病毒變異，疫情出現反彈，尤其是很多城市經歷了靜默甚至封城，長時間的封控下，人們心態出現變化很正常。

以前希望它繼續發揮作用，現在希望它快點退出歷史舞臺，大家對健康碼的態度出現了轉變，其實也是擔心疫情一直無法結束，擔心生活遲遲無法回歸常態。

畢竟，健康碼的存在，是建立在民眾犧牲、配合的基礎上的，是我們讓渡了大量的權利和隱私的產物。比如記錄行程信息，在非必要的日常狀態下，它根本就不應該、也不會存在。

在評價健康碼時，有網友說，它是犧牲隱私成就的，是出于防疫大局大體的共識，“這份善良絕不應該被進一步蠶食”。

在某種意義上，健康碼已經成了當下疫情的一個代表性符號。技術本身是中立中性的，對健康碼的疲態情緒，當然不是針對健康碼和它代表的數字技術本身，而是不希望犧牲隱私、讓渡自由，在未來成為一種常態。

尤其在疫情期間，不乏健康碼被扭曲使用的情形。一些地方在防疫上層層加碼，動輒一刀切，更有甚者，打著防疫的旗號，利用健康碼的便利作惡，比如某地黃碼事件。

擴大健康碼的適用范圍，侵犯民眾的合法權利，類似的極端案例，讓健康碼偏離了本來的軌道和初衷，也讓人們對健康碼的使用，會更加警惕。

其實拋開這種輿論心態的變化不談，“超九成受訪者希望健康碼在后疫情時代發揮更重要的作用”，兩年前的呼聲落地為一種現實，也缺少足夠的必要性。

比如，調查說，人們希望健康碼在衛生健康、城市治理、交通出行和文旅娛樂領域繼續發揮作用，但其實這些領域已經有數字化的管理工具了，根本無需疊床架屋，再來一套系統。

而且，健康碼表面上只是一個簡單的二維碼，但它背后是一個龐大的系統，而系統的運營和管理，從信息的核驗，到數據的存儲，都需要巨大的成本。疫情沒有了，還繼續運營，還會帶來沉重的負擔。

健康碼就該跟一些臨時性的方艙一樣，完成歷史使命后，慢慢退出歷史舞臺。當然一些技術層面的積累和經驗，確實可以運用到其他各個領域去，為數字化管理提供效率。

總之，一份兩年前的調查，能在今天重新攪動輿情，這本身就值得深思。人們對這份調查結論的擔憂，說白了，是對通過健康碼等工具把社會一直嚴管起來的擔憂，這無疑不利于社會活力的恢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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